英國的Left Behind

Port Talbot是一個英國小市鎮，位於Swansea Bay 的東面，距離威爾斯的著名沿海城市Swansea 僅有十三公里。全鎭只有三萬多人，鎭內大部人的生計都來自鋼鐵廠Port Talbot Steelworks - Tata Steel。 Tata Steel 鋼鐵廠是印度的跨國企業，同時也是全威爾斯最大的僱主，一九六零年單是在Port Talbot 就有一萬八千人在Tata Steel 工作，佔全鎮總人口的一半，那是英國造鋼業最繁盛的年代。兩個座落在鎭中心的超級大溶爐，曾經不分晝夜地噴出黑煙。

時移世易，Tata Steel 在環保的大趨勢下要減炭減排，每年炭排放費用高達八千萬鎊。Tata Steel 為了減低營運成本，買下造鐵技術先進的Corus造鐵公司，希望合拼之後帶來新景象，可惜此埸商業聯婚又令Tata Steel 債台高築。屋漏兼逢連夜雨就是如此，內傷未見好轉，外面環境又突變，環球鋼鐵市場受中國的廉價鋼鐵傾鎖影響，生意大副下降，同時脫歐令Tata Steel 輸出鋼鐵到歐盟國時要付出口稅，及入境歐盟國時又會被海關拖延，變相增加成本，影響生意。目前Tata Steel 每日蝕一千五百萬鎊，廠房工人只剩下二千五百人。

據悉英國政府為了帶來綠色未來及創造就業，補貼Tata Steel五億英鎊，目標是在五年內把熔爐改為電爐，期望將來會為小鎭帶來五萬個就業機會。轉型過程中所有溶爐會被關閉， 廠房只處理外來輸入的鋼板，預計大規模工人會被遣散。 Port Talbot 是工黨票倉， 工黨選舉獲勝後，工人曾寄望工黨能為他們跟造鐵廠談判，希望廠方逐步滅爐， 減低失業問題。 最後工黨只能為工人爭取一個比較好的賠償方案。

Port Talbot 可以算是一個倫敦以外的英國問題。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Sir Paul Collier 專門研究經濟發展，最近著作了一本書名 “Left Behind: A New Economic for Neglected Places” 就正正探討為何富裕的國家會有貧窮城市，Sir Collier 認為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令各地方的經濟競爭能力嚴重失衡，導致一種社會經濟極端化。英國的權力主要集中在倫敦，政冶經濟決策在倫敦，是全國心臟，因此外來投資偏多選址倫敦，倫敦的經濟引擎也較多元化， 有金融，地產，媒體產業，教育，商品零售，旅遊等。 由於多元經濟，脫歐對倫敦的衝擊較小。

相反其他城市如書中提及的South Yorkshire 或最近頻上新聞的Port Talbot 就是被left behind 的例子。 Port Talbot 的鋼鐵生產是單一產業，令整個城市「成也龬鐵，敗也鋼鐵」。 鋼鐵生意好的時候，全民就業，小鎭經濟增長，但鋼鐵生意差，且需要閉門轉型時，整個小鎮會變成全民失業，經濟蕭條，曾經的鋼鐵專才為了生計也不得不離開Port Talbot 另尋出路。轉型的五年間，預料整個市鎮會變得枯萎，貧窮由此而生，時間一久更變成跨代貧窮，影響下一代人的社會上流能力。

據說Port Talbot 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英國有很多類似Port Talbot 的故事，由發展走到窮困，然後絕望。當年脫歐表決時，除了倫敦大力支持挺歐，越偏離倫敦及越貧窮的地方，越傾向脫歐。有專家說此乃地方對倫敦的反叛性。貧窮對富有的反抗性，倫敦越挺歐，他們就越反歐，可惜這些地方對發展的認知程度低，殊不知道脫歐反而令自己更窮困， 不同地方合併的窮困就令英國更難翻身。

綠色未來是一個前瞻性的國家方向，龐大的工業補貼也合情合理。不過問題就像風水佬批命，說你六十歲會發達，但現時才四十歲，中年失業，又怎樣捱過此二十年？政府說以電爐產鋼的轉型技術，五年後會為小鎭帶來更好的空氣， 提供五萬就業，此五年間小鎭的人又如何生存呢？

Port Talbot 的地方大臣說會積極創造就業，令地方經濟多元化，多方面支持本土商業，在商場設立資訊站提供就業平台並作就業輔導等。這些承諾除了最後一樣是可以實現外，其他幾項實在談可容易， 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中，要在資源單一的地方引入投資是天方夜譚，可能正因如此，工黨的票倉在工人手，財長Rachel Reeves一月訪華，應該是為投資英國工業進行推銷。成不成事就言之尚早，不過直覺Rachel Reeves 一行人不是習近平等人的對手， 恐怕被人吃掉也不自知。

Sir Collier在 “Left Behind”的書中更說英國很多決策權都在議會，而再深入些其實所有撥款批核權都在UK Treasury，而UK Treasury 都是一個五十人的極度精英小圈子， 他們大都是出身於相同背景，中學唸私校，大學不是牛津便是劍橋。他們的生活經驗，人生經驗高高在上，當運用倫敦思維來決策倫敦以外的事，往往都是一敗塗地。 曼城的HS2列車規劃如是，Port Talbot 的命運亦如是。 Sir Collier 提出一個民主社會應對選民負責，而不是對Treasury 負責。 UK Treasury 往往提出的方案是為帳目好看而做，並不是國家長遠方案。

英國經濟迷途多年也彷彿由此起。書中除了提出問題外，也提供解決方案。Sir Collier 說權力應放下，向地方層面延伸，由熟悉地方的人解決地方的事，因為事必關已，地方的人的解決方法會比倫敦的決策者更全面。

無獨有偶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是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他們合著的書 “Why Nation Fails” 得到高度表揚。書中的分析及結論跟Sir Paul Collier 的 “Left Behind” 大同小異， 都是分析為何地理國度相近的國家，經濟發展能有巨大不同，有些富裕，有些貧窮。例如美國及墨西哥，結論就是制度之分，當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包容廣泛的社會群體，令更多的群體能參與經濟及政治的決策， 社會越能達至公平，地區教育，經濟競爭能力，及創新也會由此提升。 相反當制度是越掠奪性，權力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被排斥時， 社會不公，經濟停滯也由此而生。 西方世界如美國及英國等，雖有良好的制度基礎，但近代很多決策制度，越趨權力集中，令地方權力失衡，利益錯配影響世界經濟。

諾貝爾奬以Alfred Nobel 命名，他是𠎀出的瑞典化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及商人。臨終時把巨大財富捐獻並成立諾貝爾獎，希望藉此令對世界有貢獻的學者獲得認同，而諾貝爾獎得獎者的硏究項目，通常都對當代世界有一定啟示。

這次的經濟學奬落在”Why Nation Fails”,  是對西方世界一度暮鼓晨鐘。要扭轉負債，重拾光輝，首先要在決策上提高包容性，引入多元聲音，防止權力集中。

假如在民主社會，凡間有凡間說，上不達天庭，下不達地府，跟在不能說的世界又有何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