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牡丹社事件思索文化與族群的衝突

牡丹社事件的石門之役這場關鍵性的戰役，其實並不是經過詳細計畫的出擊。比較像是日軍在一次勘查行動當中，與牡丹社勇士偶遇所發生的一次激烈衝突。但是這場戰役中意外地造成牡丹社死傷慘重，之後不敢再與日軍正面抵抗。

石門之役發生的地點是在兩個高聳的山壁之間，唯一可以行走的地方是四重溪湍急的急流，日軍就在這個狹窄的地方遭遇牡丹社砲火的攻擊。

[牡丹人埋伏之處簡直不敢想像可以被突破---石門兩側危崖聳立，直挺沖天，一邊高約五百英尺，另邊四百五十英呎....四重溪奔騰而過，湍流打在巨石，冒出足以吞蝕人的大漩渦，唯一的安全涉水處深及腰部。]

看見沿著溪谷前進的日軍，牡丹社的勇士好整以暇地用槍口瞄準著，因為他們所在的位置在右邊山崖上的瀑布後面。根據當時的描述，戰役發生的時間5/22應該正值雨季，山崖上到處是奔騰而下的水柱，四重溪最淺的地方也水深及腰，在這樣的急流衝擊之下，要站穩就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是要在這種不利的形勢下，與位居於視線高處的敵人戰鬥。

衝突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對日本的軍隊來說極不利的情勢。

牡丹社勇士躲在山崖的岩石和樹叢後面，等待著更多日本軍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走進狹窄的溪谷中。等到有大約二十幾個士兵出現在視野裡，他們才開始開火。[擊斃了兩、三名日兵，傷了十多位]。

幸好原住民當時所使用的是舊式的前填子彈的火繩槍，每次射擊完一輪之後，就必須重新加填火藥，還要以火種引火擊發。趁著這個空檔，日軍趕緊回撤傷兵，並且各自找到掩護的位置。

也許是發現了原住民所使用火繩槍的限制，日軍異想天開的開始了一個類似一二三木頭人的遊戲，先由某兵站起來吸引敵人開火，等到對方射擊完的空檔，再奮力前進個幾公尺。這個策略似乎有效，因為他們的確越來越接近火線的位置。但是進度實在太慢，傷兵也越來越多。這時指揮官佐久間佐馬太覺得情勢不對，下令號兵吹撤兵號。

但是這個撤兵號對這群在戰場上正聚精會神進攻的士兵來說，就像媽媽叫還沒玩夠的小孩回家一樣，被士兵們充耳不聞。這些[日本拓荒探險家]們，選擇性地失聰那不中耳的催退號令。所謂軍令如山的鐵則，比不上這些年輕武士不願意服輸的冒險精神。事後軍紀官問一個士兵:[你不是回到後方，怎麼又跑回前線?]他答:[因為戰友受傷，我才先護送他到後方，但是前線還有人啊 !]這類似小孩會說:[為什麼我要回家，其他人都還在玩呢!]的理由。

於是[這場反常、沒軍官在指揮的戰鬥，但憑阿兵哥的自由發揮、單兵作戰，持續近一個小時。]卻沒有什麼進展。因為周圍險峻的地形，他們根本無法瞄準位在高處的敵人的位置，底下是水深及腰的溪流，站都站不穩的情況，只能夠相互掩護，摸著石頭過河。佐久間佐馬太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心生一計，找了二十個身強體壯的志願者，從左方的懸崖爬上去，從高處攻擊對岸的敵人。這二十個勇敢的隊員開始執行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在沒有任何工具的情況下，徒手攀爬光溜溜的岩壁，底下人看了冷汗直流，沒有人敢奢望他們能安全登頂。但是奇蹟式的，他們居然全員爬上了懸崖頂端，從溪谷裡，可以聽到從上面傳來模糊的勝利的歡呼聲。接著是犀利的射擊槍響，崖頂的狙擊手居高臨下，狠狠地射擊底下無處可躲的牡丹人。水中的日兵則趁機湧進瀑布底下的巨石旁，一鼓作氣的跳上巨石探身開火。[此舉嚇跑了幾位牡丹人，也動搖了其他牡丹戰士的軍心，他們一哄而散，留下十六具屍體。而潰散的牡丹人，有十四名受到重傷---包括他們的酋長阿祿古。]

石門之役意外的成功，使得附近的原住民部落紛紛表態支持日軍。孤立無援的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在十幾天後的日軍進入深山進擊時，紛紛先逃跑投降。牡丹社事件日軍的討伐行動能得到預期的結果，石門之役有關鍵性的意義。

記錄下這一切的美國記者愛德華豪士是個日本迷，在他筆下紀錄了進入深山的軍事行動中，軍隊穿山越嶺的艱苦行軍，但是卻表現出令人敬佩的武士精神 : 自制、忍耐、不屈不撓，[日兵漠視危險，甚至挑戰危險，對苦痛的容忍度，焦慮的承擔量，不是普通西方士兵所能相提並論的。]

從牡丹社部落的回程更令愛德華豪士難以忘懷，因為艱苦的行軍，以及晚上露宿荒地，回程途中他疲憊不勘，而且腳已經磨破皮，疼痛難行，但是有一位日本傷兵，從擔架上注意到他臉上疼痛的表情，特地停下來關心他的狀況。這位傷兵胸前血肉模糊，手臂被子彈打碎，以致無法平躺，必須坐在擔架上才能減輕震動所引發的疼痛，但他堅持豪士應該丟掉那雙有害無益的鞋子，改穿他的布襪、拖鞋。[拿去吧!反正我現在也用不著。]之後只要他感覺這個士兵在看著他，他就[反射性的挺直腰桿，邁開大步，假裝已無腳痛的煩惱。]

日軍在征討原住民的武裝行動中或許是大獲全勝，但是在接下來七月和八月爆發的瘟疫當中，卻是損失慘重。這讓人忍不住想像，如果日軍不是陰錯陽差的在五月底六月初就打了勝仗，之後在瘟疫開始在軍隊中流行，應該無法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了。

七月初愛德華豪士搭乘高砂丸號準備回航日本時，營區在傳染病的肆虐下，已經[呈現出破敗、荒蕪的景象，不再是個值得留念的地方。]七月的瘟疫還不是最嚴重的，到了八月中旬，日營已有十之八九罹病，除熱病外，尚有瘧疾、赤痢。好不容易和原住民部落交涉來的東海岸的駐軍基地，也不得不因為[水土不服、患病者多]而撤離。根據軍醫落合泰藏留下的紀錄，[九月中旬，連醫生都病倒，....每日有十五人死亡，棺材趕製不及，連洋酒桶都派上用場。]明治天皇為此特雇德國醫師，並把製冰器送到台灣急救。根據統計，牡丹社事件中日軍戰死者只有十二人，但是病死者有五百六十一人。

現在在日本長崎的舊西醫醫院小島養生所(1861年開設)旁，有一個建於1875年的[台灣役戰歿之碑]，和[征台軍人墓碑]。那些因為感染了瘧疾而返鄉的士兵，應該就是在這裡接受治療。

1935年(昭和十一年)紀念牡丹社事件在車城鄉建立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戰後被當時的屏東鄉長，改為[澄清海宇還我河山]，2016年又被拆除碑文，去年修復成原先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

最近公視[斯卡羅]戲劇對羅妹號事件的詮釋，似乎也引來不少爭議，這是不是表現出台灣各種不同的族群對於各自都有不同的史觀呢?即使是發生在同一塊土地、同一群人身上的同一個事件，卻有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詮釋。誰來決定最後留在碑文上的是什麼呢?

2005年時，有一位牡丹社事件的排灣族後裔巴基洛克達玄固，決定為了百年前的殺戮，造成琉球宮古島被殺漁民的遺族的痛苦負起責任。這個舉動，是來自於排灣族的文化當中的matatuquli。matatuquli是一種常見的和解、贖罪、賠償儀式，當matatuquli進行的時候，雙方會齊聚一堂，相互傾訴彼此心中所有不滿和受傷的情緒，並且透過儀式彼此道歉、饒恕，重新建立起緊密的關係。時間雖然已經過了一百多年，但是饒恕、道歉的過程還在進行當中。

不管是因為文化的差異衝突，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殺戮、痛苦，對於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或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若是一直用是非對錯的眼光去看，誤解與仇恨似乎只會繼續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