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對《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及續篇如此憤怒

「這幾天心裡頗不寧靜。」

自從在上一篇文章《John Boyne，請停下你的筆》中批評了《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以後，越想越不對勁，心中還是非常不舒服，尤其是想到續篇《All the Broken Places》獲得非常多的高分讚賞以及其誤導之後果時，尤其憤憤。細究下來，有這麼幾個方面。

傳遞的信息

第一本書《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我沒有看，電影也沒有看，暫時不評說。續篇有很大一部分機種在耄耋之年的大女兒在漫長的人生中一次次經歷失去弟弟的創傷。因為她弟弟是從藩籬鑽進集中營的，所以在姐姐長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一再被各種生活中的細節trigger到，尤其一次兒子從籬笆洞裡鑽過去勾起了她在死亡營的可怕回憶。兩本書傳遞的信息會產生這麼一個感覺：A Nazi who supervises the death camp lost his son to the camp. 監管死亡營的納粹高官的愛子也死在了營裡。如果不注意，可以這樣理解——這不是「自作孽不可活」麼，納粹高官監管死亡營屠殺猶太人，結果自己的孩子卻一個不小心跑進去了，混在裡面失去了生命。可是，是不是也可以這麼理解呢——納粹的孩子也死在死亡營裡了，言下之意，不僅僅是猶太人在死亡營裡失去了生命，天真的納粹高官的小孩也死在了死亡營裡。

這就造成了一個大問題：作者花大篇幅，甚至兩本書的長度來渲染一個納粹高官小孩死在集中營的故事，那麼，猶太大屠殺中死去的那3百萬小孩該置於何地？對於德國二戰和猶太大屠殺歷史認知僅限於《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的讀者和觀眾，會不會遇到來自以色列的猶太朋友或者其他情況下會說出「哦，可是德國小孩也有偷偷溜進集中營裡死掉的例子」，試想，經歷了二戰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該作何感受呢？

視角問題

《All the Broken Places》的主要視角是敘述者——監管死亡營的納粹戰犯的大女兒，耄耋之年開始各種回憶。固然，一個歷史事件，在虛構創作中需要有各種視角來敘述故事。可是，作者似乎特別喜歡從納粹的視角來看這段歷史。雖然在《All the Broken Places》裡面，耄耋之年的高官女兒回憶起自己父親的助手Kurt在活活踢死一個猶太服務生的時候也譴責了Kurt的殘暴和罪惡，但是，整個書中對於最大的歷史背景——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似乎不怎麼提及，更多的是不斷地閃回，回憶弟弟和姐姐是怎麼通過集中營藩籬的漏洞爬進去跟裡面的猶太小孩Shmuel成為「朋友」的。

另外一個視角問題就是「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我不知道這個視角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覺。深入一點學習猶太大屠殺就會知道，整個大屠殺中有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話語、東西等等。比如，大屠殺的倖存者長時間沒有辦法坐火車，因為他們曾被用運送牲口的火車裝運到集中營；德語「schnell」（快！）或者「raus」（出來）等經常從納粹嘴裡喊出的詞也一樣成為了應激源；集中營裡的東西也是如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條紋睡衣。可是，「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指的是裡面那個猶太小孩還是換上了條紋睡衣的德國小孩呢？作者選擇了最有代表意義的一件物件，卻模糊了這一物件的代表性，這裡讓我感覺很不舒服。

固然，（再說一遍），我們是需要不同的視角，但是面對一個眾所週知的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我們需要納粹視角嗎？更進一步，我們需要一個虛構的鑽進集中營的小孩這樣一個故事嗎？

對於納粹視角，在大屠殺這樣敏感且依舊不斷被否認的歷史事件中，我們需要非虛構的納粹視角，或許這樣能夠給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納粹，他/她怎樣看當時的世界。如果一個虛構作者帶入了納粹視角，寫了一個基本上不可能發生的故事，感覺很不舒服。

一個類比

一個集體性的創傷事件，並且種族仇恨在不斷地重演，我們是否需要站在施暴者的角度寫一個故事呢？哪怕這個故事的情節讓施暴者也嘗到了失去親人的痛楚，但其影響是否僅限於此呢？我自覺語無倫次，那就做一個類比吧。

張純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殺之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惡，試問，她應該不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吧？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的詞條中，我們會看到一系列的圖片👇

很多unspeakable的罪行中，有這樣一張圖片，非常具有代表性，沒錯，是這一張百人斬的照片👇

（照片越小越好，甚至希望看不到😞）

那麼我來類比——現在有一位作者，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他寫了一本書，說在「百人斬」過程中，有一個日本小孩，因為住在南京，跟當地南京小孩成了朋友，在玩耍期間，被當作中國人一起在「百人斬」中殞命了。敘述者是死去的日本小孩的姐姐，他們父母是侵略南京的日軍，姐姐非常自責，不應該勸弟弟去到「百人斬」的殺場去跟中國小孩玩，幾百頁的篇幅不斷回顧失去弟弟的痛楚⋯⋯

書籍大賣，銷量第一，然後日本給這位視角刁鑽的作者頒獎了，「南京大屠殺教育和平獎」⋯⋯

中國人會買這本書嗎？

背負著集體創傷的屠殺受害者族群

我們該如何面對集體創傷呢？不可否認的是，德國人在二戰中也傷痕累累，而人類面對戰爭、種族滅絕，都會有集體創傷，但是不同程度的集體創傷。世界上，反猶主義從未斷過，否認大屠殺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情況下，這樣對大屠殺細節錯漏百出的書籍在我看來不是沒有任何價值，而是危險的，有害的。在受害者族群的聲音都還沒有被完全聽到時，施暴者說我們也很受傷，這就是一種抹煞。

在我們每個人都在電腦屏幕面前看到喬治·弗洛伊德是怎樣被警察跪斷脖子的時候，Black Life Matters出現了。立即有人出來說「All Life Matters」呀，光你黑人matter嗎？此時，我理解那壓抑了幾百年的憤怒；我理解受害者被一次次打壓的吶喊⋯⋯

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受害者他們的視角沒有被採納，他們的聲音未被聆聽，而施暴者的視角已經足夠，我們不需要再聽到一句「還不是因為妳裙子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