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 | 《破地獄》黃子華許冠文香港票房冠軍：生者渡紅磡

黃子華與許冠文兩位喜劇巨匠的聯袂演繹，使這一場關於生死的探索，既有傳統文化的厚重，也有都市人生的諷刺與反思。

在《破地獄》中，「超渡」不再僅僅是宗教意義上的安慰亡靈，它更成為解構家庭禁忌、拆解性別歧視、掙脫社會束縛的一把利刃。當陳茂賢將鏡頭對準那些被忽視的女性、被遺忘的親情，甚至被壓抑的情感時，影片的氣質不再僅是寫實的，而是詩意的，甚至有一絲憤怒的吶喊。像是在一片肅穆中突然炸響的鞭炮，震懾心靈，又教人難以移開目光。

這不是一部僅供娛樂的電影，而是一面帶著血絲的鏡子，一邊在紅磡踱步，一邊照出我們每個人生命中那些從未正視的困境和掙扎。正如片中那句令人深思的話：「死者已矣，生者如斯。」或許，人生的真正意義，就在於跨過那些束縛我們心靈的「地獄」。

 提貨關鍵詞

《破地獄》

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破地獄」的儀式在廣府和客家文化中意在超渡亡魂，這種傳統觀念的象徵性力量在電影中被重新賦予了意義。

陳茂賢的《破地獄》以一種輕與重並舉的方式，將「破」這個字貫穿始終，不僅指向對逝者的超渡，也觸及活人內心的救贖。影片從婚禮策劃師轉行殯葬行業的荒誕設定切入，逐步挖掘生死之間的複雜張力。

電影以一種戲謔的語調引導觀眾踏入一個看似陌生卻熟悉的世界。黃子華飾演的道生是一個典型的港片「魯蛇」式人物 —— 看似可笑，但在細節裡打動人心。

初入殯葬行業的他，與許冠文飾演的喃嘸師傅文哥形成對立又依存的關係：一個是對行業一無所知的門外漢，一個是守護傳統的頑固長者。他們的衝突不僅是代際的，更是傳統與現代的對峙。

影片的前半部分借助道生的視角，展示了一個個死者家屬的悲歡故事，世態炎涼在鏡頭的捕捉下顯得既冷峻又生動。這些「小角色」的片段雖短，卻揭示出香港社會不同層面的现实困境，彷彿是一場生死百態的浮世繪。

父權的束縛

影片的第二部分由家庭戲承接，將焦點放在許冠文飾演的文哥與女兒文玥之間的關係上。在傳統文化中，女性被排除在喪葬儀式的核心之外，影片對此進行了大膽而細膩的反思。這種父權式的壓迫不僅禁錮了文玥，也反噬了文哥本人。片中那場「跨火盆」的重頭戲堪稱點題之筆，文玥身穿父親的舊法衣，打破性別界限的瞬間不僅是對傳統的挑戰，更是她作為個體獲得救贖的重要標誌。

在華語電影中，女性角色經常淪為陪襯，但在《破地獄》中，女性的覺醒成為重要的情感線索。衛詩雅飾演的文玥，憑藉細膩的表演將一個渴望父愛卻又被傳統束縛的女兒演繹得淋漓盡致。這種反思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處境，讓影片的格局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家庭倫理劇。

黃子華與許冠文的合作無疑是本片最大亮點，兩位喜劇匠人拋棄了以往的「笑果」包袱，在更深層次上挖掘角色的複雜性。尤其是許冠文，他將一個父親的冷漠、無奈與隱忍演繹得入木三分。高潮戲上的獨白雖然顯得直白，但那種對傳統文化矛盾態度的剖白，既是角色的救贖，也是觀眾情感的宣泄點。

紅磡構建精巧敘事

影片在視覺上有著獨特的美學追求，開頭與結尾的城市全景巧妙呼應，紅白相間的車隊形成鮮明對比，象徵著「生死交錯」的主題。紅磡隧道的設計既是物理意義上的通道，也是港人的時代記憶。

紅磡是香港重要的殯葬服務業中心，尤其是靈堂、骨灰龕和佛堂密布的地方。許多香港人前往紅磡的主要原因是參與葬禮、拜祭先人或安排身後事。這使紅磡在許多人心中烙上了「送別」與「終結」的標籤，逐漸成為「死亡」的象徵。

此外，紅磡毗鄰香港早期的重要火葬場之一，儘管今天它已被更現代化的火葬設施取代，但早年火葬場的位置和功能在城市記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場所的存在，讓紅磡逐漸成為香港人心理上與死亡聯系緊密的地點。

導演用極簡的手法將生死之間的糾葛具象化，這種處理方式令人聯想到是枝裕和在《如父如子》中對情感的冷峻捕捉。

生者的地獄何時能破？

近年來，香港電影似乎陷入了一種傳統題材與現代敘事的掙扎中，《破地獄》則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找到平衡點。

它既有對殯葬行業不堪細節的真實刻畫，也敢於面對傳統文化中的隱痛。在這一點上，它顯然比同類型電影《不虛此行》更接地氣，同時又不失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度反思。

影片的英文名「The Last Dance」是一種優雅的表達，它暗示了死亡的無可挽回，但更重要的是提醒觀眾，真正的困境不是死亡，而是那些生者無法掙脫的心魔與束縛。

這種對於活著的人的關注，使《破地獄》從一部「講死」的電影，變成了一部「道生（講生）」的作品。

當影片在紅磡的歌聲中結束時，我們或許會感到一種釋然：地獄終究是每個人心中的桎梏，而破除它的關鍵，不在於超渡亡魂，而是解脫生者的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