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評介－兼談「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下）

三‧《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簡介

吳訥的《文章辨體》，其實是一部分體文選，共分五十九體編錄，每一文體，都附加〈序說〉。其《內集》五十卷，大體是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 為藍本。《外集》四卷收錄駢文、詩詞。卷首載〈諸儒總論作文法〉，並於解說文體時，雜以評論。

吳訥（生卒年不詳），字敏德，號思庵，常熟人，是明初賢臣。王直〈吳敏德象贊〉說他：「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明成祖永樂（1403‐1424）中，以醫學素養而受薦。仁宗方為太子時，即聞其名聲，要他教導功臣子弟。仁宗洪熙元年（1425），吳訥擢任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諡文恪。《明史》卷一五八有傳。

吳訥傳世的著作，以輯錄者居多；先後輯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其中又以《文章辨體》的價值較高。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對《文章辨體》並不滿意，認為此書：「大抵剽掇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 於是萬曆年間，徐師曾（1546‐1610）採取吳訥《文章辨體》的內容，加以損益，完成《文體明辨》八十四卷。賀復徵（1600‐？）所輯錄的《文章辨體彙選》，雖然卷數高達七百八十卷之多，其實也是根據該書增修而成。

徐師曾，字伯魯，吳江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曾任庶吉士、兵科給事中、左給事中，穆宗隆慶中致仕。據明‧王世懋〈徐魯庵先生墓表〉所載推測，其生活年代約當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間。徐師曾著述甚富，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注》、《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集之作，有《文體明辨》、《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

至於賀復徵，晚明人，字仲來，祖籍江蘇丹陽。《明史》無傳。但由《文章辨體彙選》本身所收錄賀復徵〈雲社約〉、〈吳吟題辭〉、〈救荒末議〉、〈道光和尚述〉諸文，還是可以知道一點賀氏的出處行藏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有如下之批評：

蓋取明初吳訥之《文章辨體》而損益之。訥書內編僅分體五十四，外編僅分體五。前代文格，約略已備。師曾欲以繁富勝之，乃廣正集之目為一百有一，廣附錄之目為二十有六。

也就是說吳訥的《文章辨體》已經對於前代文體，蒐羅的大致齊備。徐師曾的工作，雖然析分歷代文體為一百二十七體，不過稍加增廣而已。何況徐師曾對於歷代文體的辨析，多少犯了：「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 這樣的毛病。

至於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彙選》，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也提出下列四個病疵：

其中有一體而兩出者…，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又於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之作，…乃概為收入，未免失於別裁。意其卷帙既繁，藁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

也就是說：賀復徵的問題在於：未能服從一個固定的體例，在分合的標準上，有所游移。但賀復徵於文體分類，蒐羅最廣，可謂傾畢生之力，鈔撮而成。遺文墜典，往往有之。何況，賀復徵《彙選》擺脫前代總集「兼收詩賦」之傳統，只專力於收錄應用型駢文、散文，並對於歷代既存的駢文、散文作了進一步的辨析。並非毫無特色 。紀昀最後也還是肯定賀復徵的《彙選》：「祇存鈔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既然在保存文獻上面，不無貢獻，還是把它存錄在《四庫全書》中。

《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兩書都是一面選錄文章，一面依體序說。所選錄的文章都是習見的作品，所以值得參考的地方，反倒不是所選的作品，而是〈序說〉的部分。我們當代人也許應該跳脫紀昀的思想框架，從今人的角度與需求去看待這兩本書的〈序說〉。兩書的〈序說〉，論深度，也許不如《文心雕龍》之「體大慮周」；但論及文體，卻遠多於《文心雕龍》。誠如羅根澤所說：

在當時，他們著作的目的主要在指示各體文學的準則；到今天，值得我們參考的卻主要在他們提供了關於古典文學體類及其性質與流變的知識。

根據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 至於劃分文體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內容和功用」、「文章所採的表現方法」、「文章的結構特徵」、「文章的語言風格」為標準 。而這些辨析文體的方法或標準，都可在吳訥、徐師曾兩書的〈序說〉中，獲得驗證。例如：吳訥在《文章辨體‧諭告》引真西山云：

按：真西山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 太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

太祝在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使用不同的「言說」，以行代言之職。則所謂辭、命、誥、會、禱、誄，都是「王言」。是因為行為方式的殊異，以致成為以致形成六種文體。《文體明辨‧前序》曾說：

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自注：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書體六，今存者三（自注：此蔡氏、真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辭、命、誥、會、禱、誄也。）其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六經，良有見也。

《文章辨體‧諸儒總論作文之法》也引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說：

夫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託之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驅馳驟、斐然成章謂之行；……。

張表臣對於歷代重要的五十五種文體，都做成簡要的定義與辨析，在此並未全文徵引。詳觀其辨體方法，即不外從內容功用、表現方法、結構特徵、語言風格出發。

四‧餘論：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誠如宋‧倪思所說：「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明‧陳洪謨也說：「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辭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由此可知，不論習作古文還是研究古文，辨體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然則，《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這一類的文體資料，究竟可以為我們帶來何種功能？個人以為至少有四：一‧可以了解歷代文章的「體製要求」；二‧可以認識歷代文章的「風格特徵」；三‧可以發揮歷代文章的「社會功能」；四‧可從歷代文章流傳律則，開創「當代文體」；五‧可以藉用文體論方法，開展「文章之學」的研究。

《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之所以可貴，正在於保有大量資料，而且便於檢索；在所有文體條目之下，不但詳為分類、深入辨體，還有各種寫作方法的指引。在當代的語境下，學習歷代文章，如能掌握兩書〈序說〉之內容，不啻掌握「探驪得珠」的巧門；在習作古文時，既能抓住寫作重點；將來研究古文，也比較可以深入精髓。 (完)

延伸書目：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6)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0，臺灣學生書局另有出版臺灣版）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

原載：http://blog.udn.com/hamenzu001/7093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