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評介－兼談「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上）

一‧前言

說起「文體」，其實是一個涵蘊豐富的術語。簡單地說，是指文章的體裁、體製或式樣。深入地看，至少還包括：「體類之體」（體裁、文類、體製）、「體性之體」（語勢）與「體貌之體」（風格）三個涵意。不過，在此首先要談的是「體裁、文類、體製」之「體」；當然，「體性」與「體貌」之「體」也不能忽視。

「文體」與「文章」同步成長，文章作品出現得越多，文體種類便越豐富多樣，從而產生文體分類的問題。歷代文章的形成因素很多，文體互跨的現象，更是十分常見；加以各種文體相互影響、滲透，還產生各式各樣的「邊緣文體」。所以，如想對歷代所有文章作系統分類，其實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談到文章的體裁，古人常以「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為喻，認為一個文章作者，不可能捨去這些「制度」、「法式」，率意而為；否則必然陷入混亂，不知所從。所以學習歷代文章，應先懂得「辨體」。

歷代學者對中國文學作品，作了不少辨析與分類，並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個人以為：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與徐師曾《文體明辨》兩書所附之〈序說〉，最便於初學。台北長安出版社曾在民國六十七（1978）年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的點校本影印成一本合集 ，對本地讀者而言，此書之取得，毫無困難。

二‧歷代文體發展與辨析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創制了「四言詩」的原始形式。其後屈原的《楚辭》，堪稱歷代「騷體」之祖。先秦歷史著作《左傳》、《戰國策》中，已出現命、誓、盟、禱、諫、讓、書、對等八種文體；而在《孟子》、《莊子》、《韓非子》等書，更存在大量「寓言」；從《荀子》起，中國文學開始有了「賦篇」，隨後的漢朝，荀子的「賦篇」與《楚辭》合流，開啟了「賦」的時代。

秦朝的李斯，隨從秦始皇巡遊各地，寫下不少石刻文字；這些石刻文字，不僅是後世「碑文」之起源，更是「駢體文」始祖。此外李斯〈諫逐客書〉也被史家視為「書表」之典範。

緊接著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一書，發展出「紀傳體」與「史贊」兩種重要文體；賈誼、鼂錯、董仲舒等人，更在「議論」、「對策」、「奏疏」方面，寫出不少名文；直到漢朝末期，蔡邕、孔融、曹植、王粲、阮瑀已奠立「碑記」、「表文」、「哀誄」三大文體的基礎。

在詩歌方面，在漢代樂府詩的薰習下，五言古詩逐漸成熟；七言古詩則由魏代的曹丕創始，到宋代的鮑照，始確立不搖。在齊武帝時期，「永明體」大為盛行，成為唐代近體詩（五、七言絕句、律詩、排律體）的前身。整個魏、晉、南朝時期，志怪、志人小說大為盛行，也奠立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基本體製。

唐宋古文運動，締造了一種散體古文，也形成不少新文體。傳統的「碑銘」、「傳狀」、「哀祭」等文章，都有體製上面的創新。例如韓愈在「議論文」中，別創了「原」與「解」兩種文體；在「序跋」之外，另發展出「贈序」一體；柳宗元在「雜記」之外，也對「遊記」有極大的開拓；宋代的歐陽修、蘇軾，在「漢賦」及魏晉「駢賦」的基礎上，別開「文賦」。

宋詞、元曲的出現，打破「樂府」、「五、七言」詩的藩籬，創造全新的詩體。而「院本」」「諸宮調」、「雜劇」、「變文」也都對後世文體有所啟發與刺激，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小說、戲劇文體來。整體來看，唐、宋上承漢、魏，下開元、明、清，就中國古典文學的「文體發展」言，到了明清，已是「文體齊備」的時代。

至於文體的辨析，則肇因於結集的需要。只要看看史書對於漢代作家寫作成就，即可獲悉端倪。例如《後漢書‧馮衍傳》提及馮衍的著述時說：

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再如《後漢書‧蔡邕傳》述及蔡邕的著述時說：

所著詩、賦、誄、銘、贊、連珠、弔、箴、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篇傳於世。

這樣的記錄方式，實在十分繁瑣。為了結集之需，勢必辨析文體，才能化繁為簡，眉目清晰地編成文集。

早在魏‧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已開啟文體分類。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正是最初的文體論。晉‧陸機的〈文賦〉論及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文體；摯虞《文章流別論》，則已論及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解嘲、碑、圖讖等十一種文體。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輯《昭明文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按文體編纂的詩文總集。收錄三十八種文體，分別是：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問、辭、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

其中賦與詩又析為若干類：賦分為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凡十五類；詩又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凡二十三類。

至於劉勰《文心雕龍》之文體劃分，較之《昭明文選》，則略有差異。其中作為篇名者有：詩、樂府、賦、頌、贊、祝、盟、箴、諫、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總論部分包括騷體、〈書記篇〉包括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體。可見齊、梁時期的文體大幅成長，總數已近四十種。

《文心雕龍》堪稱中國古代最傑出的「文體論」，作者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提及四個討論文體的架構：「原始以表末」（探論文體的源流與變遷）、「釋名以章意」（解釋各文體的命名及涵意）、「選文以定篇」（舉出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家與作品）、「敷理以舉統」（論述各體文章的作法與特徵） 。自此，論文體之方法，無出其右。

唐代以後，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都持續在文體方面，深入探討。尤其《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兩書所附〈序說〉，堪稱集古代文體論之大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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