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乱：陆配中的少数派——作为异议者如何在两岸“夹击”的政治压力中容身
文｜上官乱
原文发布时间｜07/29/2024
和往常一样，今年台北的“六·四35週年”纪念活动照例在自由广场举行。从下午到晚上，现场来了数千名参与者，其中一部分人操着香港口音和大陆口音。操着大陆口音的小部分人中，除了陆生、在台大陆政治难民，还有几位陆配。她们默默地看展、看纪录片，在祭奠区为六四死难者献上白花，但又小心地躲避着媒体的镜头，虽然纪念六·四在台湾合理合法，但是她们未来终究还要回大陆探亲，或者除户籍。
她们自认为是少数派陆配，反对中共的极权体制，热爱台湾的民主自由，甚至希望台湾独立建国，但因为两岸关系条例和大陆亲人的牵绊，她们又受到大陆政权隐形的长臂管辖。同时在台湾的舆论场里，他们受到的待遇也非常极端：虽然被大陆的民族主义者“小粉红”群体围攻，被“粉红”自媒体在微博、抖音上曝光，但是颇受一些本土派台湾人的欢迎；不过在两岸局势严峻的时候，台湾本土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将“抗中”的矛头转嫁到他们身上，认为陆配都不值得信任。而在陆配群体中，他们又会被大部分的“岁月静好派”认为是制造噪音，还会被少部分倾向两岸统一的陆配痛斥为“叛国者”。而在台湾近年屡次针对陆籍配偶的法案争论中，他们又和其他各种政治光谱的陆配一样，平等地承受着陆配群体法律权益的缺失。“我们这些陆配中的少数派，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他们说。
在自由的世界，做一个低调的反抗者
这是朱女士来台湾的第五年，也是她第五次参加留六·四纪念活动，每次她都会坐在观影区前排静静看完每部人权主题影片，然后一直待到晚上，和众人手持蜡烛，纪念那场屠杀又添上了一道时间的划痕。来台以后她经常参加台湾的人权活动和文化讲座，号称比台湾籍老公还“反动”，但是因为跟大陆还有生意没有处理完，所以一直低调。
她自称对陆配群体很“失望”，疫情期间上海封城的时候，她在陆配的LINE群里批评了几句上海政府，结果遭其他陆配群起而攻之，骂她“舔台卖国贼”。后来，她便努力寻找陆配中的少数同道，邓女士就是一个同道中人，这天也和她一起来参加了活动。邓女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八九学生运动，却直到30岁以后才知道六·四的真相。来台湾之后，她被压抑的政治表达欲终于得到了充分释放，就在六·四纪念活动前几天，台湾正好爆发部分民众反对蓝白阵营国会改革提案的“青鸟运动”，她也冒雨参加了，在青岛东路上，她跟着大家挥拳大喊“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回家就感冒发烧，但是六·四活动当天她依然来现场，她声称不希望小时候看到的那一幕未来在台湾上演。
她早已经跟父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父母也终于接受了未来女儿可能再也回不了大陆的可能，但是因为她还没有拿到身份证，目前也只能低调行动。还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米姐，她过去在中国还曾因为遭遇强拆，做过上访户，跟家乡政府打官司维权多年，每年的六·四等敏感节日，她家都会被“上岗”——当地国保警察会上门看管、限制她外出。几年前结婚后来到台湾，终于不会被上岗了，自由了，但是为了未来拿身分证的时候要回去除户籍，她依然要低调。
他们这样的“少数派”到底有多少呢？2018年左右，曾有学者在陆配群体中做过小调查，其中，希望两岸维持现状的大概有90%，支持统一的大概有6%，反对统一的大概有3%。几年过去，两岸风云突变，尤其是疫情后，少数派陆配似乎慢慢增多起来。一些擅长表达、立场亲台的陆配开始利用台湾言论和网络自由环境，开始做YouTube频道，分享日常生活和对台湾社会的观察与了解，他们独特的身分和视角获得了很多台湾人的肯定。
阿慧就是这样一位陆配YouTube创作者。她自称曾经是一名“小粉红”，疫情之后决定跟老公回台湾定居，但是来了之后才真正发现自由社会的魅力，因为经常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的台湾见闻，还经常参加各地政府服务新住民的培训班，为此还受邀参加过海基会等机构组织的新住民交流活动。她努力而热烈地融入台湾，甚至比夫家还热爱台湾。
不过，他们对台湾的热爱面临着种种的压力。首先是跟大陆亲友难以沟通，家人不会翻墙，对台湾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中国的官方宣传，每次聊天就会争吵，后来干脆避聊台湾。其次就是台湾陆配同侪的压力，大家不聊政治的时候，还是“老乡”和“姐妹”，一聊政治就充满了硝烟味。邓女士曾经和“爱国陆配”们在社群公开对战，结果就是被社群公审了好几天，然后被管理员踢出去。
YouTube博主阿慧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彩虹高挂，但也荆棘丛生。虽然一个陆配探索和热爱台湾很吸引观众，但是随时会被大量“粉红”留言、私信辱骂，还被“粉红”博主把影片搬运回中国大陆的平台，进行公开曝光和批斗，骂她这样的YouTube博主是“台独”、“绿配蛙”，甚至还人肉他们的家人，让她疲于招架。
社交媒体上的 “靶子”，政治攻防中的牺牲品
不过，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粉红”群体的攻击，终归是“键盘之争”，对这些少数派陆配们并不构成实质性伤害。他们真正的压力，来自他们热爱的台湾对大陆籍配偶们的现行政策，以及政治洪流下，台湾舆论风向与本土民族主义对“敌国”人士的无差别针对。
来自大陆南方某省的陆配小梅也是一个热爱台湾的自媒体博主，跟老公回台湾后一直租房住，去年终于有条件在台湾买房子，但是没想到，在拿到中华民国籍之前，陆配就算能贷款买房，也很难拿到房屋权状。她的一个陆配朋友，自己独自出资买了房子，但是因为还没有拿到台湾身份，苦等了半年，地政司还没审核下来，最终只能登记台湾老公的名字。一个资深台湾会计师也告诉笔者，曾经有陆配要创业，委托他的事务所注册工作室，但是由于该陆配还没拿到身份证，申请材料被国税局退件。会计师很无奈地透露：“国税局告诉我，不是说外配不可以开公司，其实全世界的配偶都可以，就是陆配不行。”原因是，根据经济部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陆配没拿到身分之前，要开办任何公司、工作室，都受到严格限制，就连在第三国注册之后以外资身份投资也不行，必须报到经济部开会审议，审批时间遥遥无期。
而在平日，他们就算什么都没做，只是小心地生活，也时常因为台湾的政党攻防和“抗中”舆论浪潮，而被拱上风口浪尖，哪怕他们如此“挺台”。比如，去年大选前，民众党拟提名陆配出身的徐春莺为不分区立委，因其过去参加过涉及大陆官方背景的两岸活动，被舆论质疑其身份有统战疑虑。陆配朱女士当时就强烈反对提名徐春莺，认为这是“引狼入室”。其实这场风波只是“前菜”而已。在2024大选结束之后，国民党获得了立法院多数席位，开始推动陆配入籍时间六年改四年。此提案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的疑中情绪受到强烈刺激，一些激进本土主义群体大谈陆配群体的统战疑虑，在tvbs做的民调里，高达9成的人反对“六改四”。一时间，一谈到陆配，网上的声音几乎一边倒地将其等同于“中共代言人”甚至“特务”。而小梅还特地在自己的视频里说了自己并不在乎六年还是四年，但是仍然受到这股浪潮的波及。那段时间，陆配们的频道下方留言区几乎没法看。媒体上充斥着铺天盖地的阴谋论，比如，4月初，媒体报导了一则台铁上有人在座位、地板上抹大便的新闻，在警方调查之前，社交媒体上疯传是某刘姓陆配所为，引来铺天盖地的讨伐陆配之声，但是后来警方抓到嫌犯，是一个有身心障碍的郑姓台湾男子所为，风波才平息下来。
在反对“六改四”的声音中，流传甚广的有这几点：陆配一直就有特权，比如父母能来台湾养老；如果放宽陆配入籍的年限，会让“中国人在台湾洗人口”；陆配父母来台除了国安嫌疑，还会冲击健保资源；假结婚现象也定会氾滥。对此，只有少数蓝营的立委做出过反驳，声音寥寥。
其中以陆配出身的NGO工作者李霞的回答最为典型，她在2024年大选中曾被国民党提名不分区立委，并在脸书上对上诉观点一一做出反驳：首先，“洗人口”的话，陆配人数应该倍数增长才是，但陆配在民国92年的入境人数达到34685人后就逐年下降。101年通过了大陆配偶取得身分证的时间缩短为六年，人口依然没有增长，反而继续下跌，到2021年仅有2065人，几乎是巅峰时期的5%，洗人口说不成立，假结婚亦不成立。而针对陆配父母可以来台养老享受健保，根据两岸条例规定，陆配父母年龄在70岁以上者在台居留可以参加健保，但每年数额只有 60 人，要说冲击健保资源实难成立。过去也有陆委会官员提到，“很多陆配父母排到往生都不一定排到”。
就连国家人权会委员、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也表示，她以个人观点来看，“实务上政府在处理攸关人权事务，太常遇到国安、政治因素，人权就被推迟，但台湾还是应该要朝人权更进步来前进。过去外配若被家暴，却不能用台湾的社福资源，也是在励馨基金会倡议修法下，近年才得以一视同仁；如今陆配、外配取得身份证年限不同的议题，同样存在类似人权不对等状况，期盼在国安、政治层面讨论之馀，能更聚焦该议题的核心，也就是人权层面来一同检视。”
来台快7年的男陆配王先生，过去是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他最近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我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反送中后来台湾的香港难民跟台湾人吵架，但现在，我开始理解他们了。”他几个月前开始申请入籍台湾，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是材料交上去，总是被无故拖延，移民署多次让他补充材料，而且处理时间不确定，按理来说应该一个月内搞定的入籍流程，三个月过去了还下落不明。他难以确定这到底是近期的政治氛围影响到陆籍配偶的归化流程，还是移民署最近太忙，“不管是哪种原因，这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工作方式。”
这种感觉不只他才有。文章开头提到的米姐，上半年也具备了可以申请长期居留的资格，可是移民署到她家家访的时候，却因为她和老公的内裤分开存放，被认定有假结婚的嫌疑。她觉得很冤枉，“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了，欲望又没那么强烈，老公打呼，我睡眠浅，分开睡不是很正常的吗？”她越想越委屈，“过去在大陆上访，被中共打压，来了民主国家还要遭这种冤枉事。”她还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她因为厌恶中共政权，非常维护台湾，称当时的自己“立场可绿了，绿得都发紫了”，可是现在却因为“两条内裤”而走投无路。她想起了大陆上访经验，开始四处找民意代表陈情。最终，是一位国民党籍议员成功帮助了她。
陆配受难史——“敌国少数派”的永恒命运？还是全球民主挫折的缩影？
其实，现在台湾的陆配权益比起过去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了。
来自新疆的陆配阿君，如今已经来台快30年了，早已经获得台湾身份，但依然习惯看CCTV4，将“统一”二字常挂嘴边。她自称台湾的蓝绿两党她都不喜欢，并不是因为被中共官媒洗脑，而是因为她那一代陆配的特殊经历，让她觉得陆配就像皮球和棋子，“要么被踢来踢去，要么被利用做话题”。1993年，中华民国政府开放大陆配偶赴台定居。她是1997年嫁来台湾的，那时候，陆配要定居8年才能申请入籍，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没有工作权，也没有完整的财产权，还没有完善的婚姻保护机制。她认识的一些陆配姐妹，就算被家暴，被经济控制，也只能忍气吞声。
2000年开始，一些陆配开始争取工作权，不甘被当成寄生虫的阿君也走上街头，跟陆配姐妹们游行示威，要求工作权。没想到，2002年，陈水扁政府想将大陆配偶取得中华民国身份的年限由八年延长至十一年，比外籍配偶还多四年，让陆配更加愤怒。2009年，马英九政府把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缩短至六年，并取消大陆配偶继承遗产限制，放宽大陆配偶父母探亲天数等，获得很多陆配认可，但是很多工作岗位依然限制陆配进入，承诺的“六改四”也没有做到。2016年，民进党籍立委推翻“陆配取得身份证年限由六年缩短至四年”的法案。如今国民党再次提出“六改四”，她认为，这是早就该实现的承诺了。现在陆配里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统一，她说她很理解他们，因为陆配们吃过很多苦，“为什么不去了解他们吃的苦呢？”她说。
这种身不由己的苦，现在的陆配未必就没有。小梅的一个陆配姐妹在当地开了一家餐厅卖家乡味米粉，但是老公的控制欲很强，不仅不让她单独外出，还总是对她开的店指手画脚，两人经常在顾客面前争吵。后来，她身心俱疲，撂下狠话，说，要么他出去工作，不要管她的餐厅，要么离婚，她回大陆。老公终于妥协，但是，依然在她店里装了监控器，在手机上从早到晚监视她的行踪，只要发现店里来了她的朋友，没有提前告知他，他就会从公司冲回来“找茬”。“他老公就是不想让她作主罢了。”小梅说，“我都开始理解为什麽很多陆配拿到身份后就离婚了，因为真的忍了很久。”
来了台湾13年的陆配Annie是家暴的苦主，但是她庆幸，台湾的“113反家暴热线”是真的会有动作，得知她老公家暴，机构不仅会帮她申请她人身保护令，还会去学校为她孩子做心理辅导。但尽管有着铁证如山的被家暴和老公出轨的证据，她的离婚官司仍然打了两年。最后，她自己净身出户，连监护权都拿不到。虽然大陆娘家家庭条件不错，父母一直催促她回去，但是她依然留在台湾，全力拼搏，重新挣家业，就是希望有能力一直守在孩子身边。“留在台湾，跟政治无关，我的孩子在这里啊，”她说。
这一点，就连绿营学者都很有感触。台派学者张国城就告诉笔者，他过去担任高雄市政府简任顾问时，接触过新住民工作。当时，高雄市政府为新住民们开技能培训班，起初效果不错，新住民学员们很认真，但是后来发现，一些陆配或者东南亚配偶突然就不来了。他们打电话到学员的夫家，原来是夫家不让她们去上课了，丈夫直言不讳地告诉工作人员说：“媳妇一旦会工作，心就变野了”，这件事对他的震动非常大。说起现在舆论对陆配群体的排斥声音，他说：“很无奈，因为两岸的关系，很多人把对习近平的仇恨也发泄到她们身上。”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台湾特有。今年的选举已经过半，肉眼可见的是，全球的保守主义夹带着民族主义、反移民思潮，四处捲土重来。美国的一些州，没拿到美国籍的华人已经不能买房；饱受难民重负的欧洲也在反移民，笔者一位拥有法国籍的北非朋友还惴惴不安，因为法国有可能会把他们这批北非移民的国籍作废。
在很多陆配们看来，为了“抗中”凝聚力的需要，台湾舆论不时把陆配群体无差别地推上风口浪尖。但是为了获得民主同盟的认可，台湾又一直高举着太多的民主、人权、包容、多元的大旗。在这种矛盾的舆论场里，陆配的权益在很多论述中就成为了“必要的牺牲品”：“我们知道要人权，但是为了国家安全，管不了那么多”、“我们知道要人权，但是万一他们是共谍呢”、“宁抓错一百，不放过一人”⋯⋯
在这样的时代下，少数派陆配和其他所有的陆配，甚至所有的海外华人，不管什麽样的立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反共和亲共的中国人在美国很多州都买不了房子，促统和挺台的陆配也同样都做不了民意代表。
当然，海外华人的处境也并非孤例，也几乎是所有国家少数群体的命运——不只在这个时代。就像二战前的犹太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背负着阴谋论，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和政治野心家转移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背锅侠”，并被逐渐剥夺正常公民权。在印度，哪怕穆斯林有接近两亿人，也仍然是少数派，而且被认为是“敌国”巴基斯坦的“亲近者”，因此，近十年来，国会没有一个穆斯林议员，就业、法律地位、宗教生活和甚至合法权益都受到压缩⋯⋯这在过去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是穆斯林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的“必要的牺牲”。但是这种现象并不会长久，大众手中的选票有望挽救他们于悬崖边缘——在今年6月的印度大选中，莫迪虽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但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却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因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主国家，少数人的声音不会被埋没，他们的经验，也会借由一个自由的社会逐渐连接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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