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摊在太阳下的东西

今天去村里拍摄，原先只说是甘露寺，我以为真的是在寺庙里举行，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喜欢跳舞的汽修店大叔的会面。我想象他们在寺里画画和跳舞，感觉很奇妙，就是不知佛祖作何感想。

于是我们一心往山顶开去，希望在那里找到一座名叫甘露寺的庙宇，一再走错路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甘露寺也是村子的名字，此次会面是在一间改造过的小学堂里。倒车从深山里退回来，轮胎碾过新铺的石板路哐当响，停在斜坡上才看见一部巨大的《新华字典》，颜色鲜亮，据说可以经受风吹雨淋，十年不褪色。墙上有田字格，写着“好好吃饭，天天向上”，巨大的云朵装置从墙内伸出来，感觉只要走进院子，就与外面不同天。

门口右手边竖着方才在坡上见到的《新华字典》那样大的一本语文课本，两个戴红领巾的孩子被围绕在花朵中央，上半部分是大片的红色，预示着女孩子敬礼的方向，花朵下方是大片的纯白。因为语文课本的印象太强烈，放在这里真像是那么回事，背后映着屋檐、树林、青色的天，倒是格外好看。因为还没完全建好，房子周围堆放着很多水泥、沙子和石头。左边原先是球场，一个旧的篮球架还没拆，看起来很矮，被雨淋得很可怜。

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我听见有人打电话安排今天的午餐，隐约听到腊肉、香椿之类的字眼，想起开车来的路上见到的椿树，一点都不张扬，错落在一排排瓦房之间。有的人家地里什么都不剩了，只有三两棵大小不一的椿树还在长，枝头上一丛丛嫩嫩的芽，看得人心里很着急，怎么还不来采回家去呢。于是我想象着这顿饭，也许比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要精彩，但最终还是没能吃到。

门口的货车半天没挪开，我跟着几个女孩从车身旁侧身进去，好奇地打量院子里的一切。正对着大门的一排屋子是主要空间，分割成左右两间。左边是厨房，烟囱重新加固过，从房顶伸出来，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形状，像是小学生简笔画里的线条。右边的屋子比较大，里面砌了一个长方形的火塘，可供大家围坐在一起烤火，我还想象孩子们可以坐在火塘边上画画。

墙上挂着两幅画，画的是院子的局部景观；屋顶有北斗七星，也许是按照位置挪开了瓦片，以玻璃代替，即便是白天，也有北斗七星的光束打进来。当火塘里的柴禾架起，烟雾升得很高，北斗七星形成了丁达尔效应那种牛奶般的光束，很不可思议。屋内的桌椅陈设，都是原先学堂使用过的旧物，靠内的三面墙壁都陈列着一些我来不及细看的小东西，也许是当地的特产，只记得最右边是一排排的课本，码得整整齐齐。门口用三张大小不一的旧板凳砌进墙里，巧妙地做成了一个书柜，放的全是九年级的语文课本，我随意翻了翻，有《孔乙己》和外国诗歌。

院子靠厨房的角落砌了一方水池，有人跳进去池子里，专门清理堆积的树叶、泥巴，等冲洗过后，再重新拧开水龙头，哗啦啦地流了一早上才盛满。地面照十字形铺了地砖，延伸至大门、有火塘的屋子、左边的凉亭、右边的教室和楼梯，其余是草地，四棵树分布在院落四角，长凳劈开，凿出一个圆形将树干围拢，又合并在一起，坐在两边就像是和树坐在一起。凉亭是从前砌的石板桌凳，颜色青黑，但非常干净，在坡上看到屋内伸出的洁白云朵，就罩着它们，成了一座别致的凉亭。旁边是几根木桩制成的铅笔，大约也涂上了那种据说十年不褪色的颜料，兀自笔直向上生长着，连围墙都挡不住它们。

最右边的两间房大概是原先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还没有做特别大的改动，只是重新装了窗户，刷了一层鲜红的油漆，将桌椅板凳摆放整齐，面对着一方小小的讲台。直到走进这里，我才有种熟悉的感觉，这就是我小时候在村里念的小学堂的样子。因为年纪最小，话都还说不整齐，老师让我坐在最后一排，小板凳还是从家里带来的。老师教写字、唱歌，天气不好的时候，教室里就很暗，几乎看不清同学的脸。

顺楼梯往上，还有两间阁楼，分别用不平整的旧木板就地铺了两张床，应该是要改造成卧房。唯一特别的是原来房屋的结构并没有变更，走在楼梯间有一种老旧的感觉，像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住的那种咿咿呀呀的小木楼，下雨天有霉味，栏杆很密，窗框上有镂空雕花，光漏进来，天就亮了。

院内有一道小门，通往后院的卫生间，一路上种了很多细竹，也许是原先就有的，已经成了一片茂密的竹林。在它们之间竖了一道玻璃墙，往后就是卫生间，那砖房也像是小学生简笔画似的。虽然还在建盖，设施还不完善，但卫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逛完了院子，人也陆续到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展，那么策展人就是村民，最先看到它的观众也是此地的村民，感觉很奇妙，这里多偏僻啊，山路九曲十八弯，我晕车得厉害。想起那些布在城市里的展、城市里的艺术空间，仿佛是都市里最潮流的那些红男绿女最容易接触到，而一个村民走进艺术展厅去看展的概率小之又小。但这个空间布置在这里，就在村民的家门口，即便也会有城里的潮男潮女如我们历尽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达这里，但它确保了最不容易接触到艺术的人也能最先接触到它。

我觉得这些也就够了，故事只能讲到艺术家出场之前。作品自己会述说。感觉艺术家出现的那部分，始终太过具体了，以至于会伤害观众、伤害作品。如果观众的好奇心过剩——或者说窥私欲过剩，就会得到一些别的，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做他并不擅长的事。那个过程十分痛苦，不知为谁伤心，也许是因为太信赖这些作品——太信赖自己的想象，于是当一个活生生的、有瑕疵的创作者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失落。

而且出场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这么多人同时出场，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目的，真正的观众并不多，假如谁将自己当作观众，参与了这个“制作”的过程，一定会感到痛苦和失望吧。前来拍摄的媒体人手持武器一样的重型装备，它们都有恐怖的名字，“监视器”、“监听耳机”，乃至于“清场”、“控场”、“禁止穿帮”‘“必须讲话”、“别看镜头”，“轻松一点，忘记我们的存在”，“肩头上不允许有一丝白灰”……艺术家对沉默不语的舞者说，“你早晚要学会面对镜头”、“我很懂传播”。

年轻、打扮时尚的媒体人声音尖锐，叫艺术家时恭恭敬敬地叫老师，喊民间舞者时却改为小名再多加一句“哥”，也许自以为亲近，但对比之下不免显得有几分轻视。艺术家请来舞者，希望他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点什么”，然后再借媒体宣扬出去。也就是这些，让我在面对作品时建立起来的一些信任慢慢倒塌。你当然可以说艺术创作者被金钱与权力摆弄欺凌，艺术家也常常因此谄媚低头，似乎是件值得怜悯的事，但以后所有人的名字都会消失，只剩下艺术家还稳稳留在那个位子上。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断想起李维菁那本《生活是甜蜜》，后来照着书找到了那一段：“她真是个纯洁的小东西，一直觉得金钱、权力、知识相互喂哺，联手婊了艺术，她要挥舞旗帜反攻。好久以后，她领悟到，会不会其实是艺术家回头婊了金钱权力，还占了他们便宜——如果时间够长，历史够长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