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人口问题专家”

今天VOA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出生率跌至43年来最低 人口负增长迫在眉睫》，虽然在文中一如既往地传播造假大师易富贤那个被我一次次戳破的“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在负增长”的谎言（参考《戳破造假大师易富贤的新“水泡”》），但至少VOA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引用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言论，分析这一两年出生率下降的真实原因。

例如，就连易仁平那个陆军，虽然一方面附和易富贤的观点，认为有些地方“虚报出生人口和实际人口”，认为“真正的出生人口可能更低”，并且“过去不知道多少年已经存在了”（却只字不提计生时代广泛存在的少报不报超生孩子数量的做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因为2020年武汉爆发这场浩劫般的瘟疫，导致孕检产检期间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有一些年轻夫妇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这比那些拒不承认瘟疫影响到生育率，如失心疯一般坚持让计生当黑锅侠的反节育派，还是要稍微诚实一点点。

董玉整从瘟疫对经济和交际方式的影响，分析了它对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则更有说服力。虽然我对他在别处提出的“生育自主权”嗤之以鼻，父权制下的中国底层女性，不可能获得多大自主权。

但是，这篇文章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一位专业人士居然“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

我看了一下这位学者的观点，他认为“低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现在正好成了生育的主体”，也就是我以前多次说过的，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存在波峰与波谷，而最近这些年刚好就处于波谷。

在那篇文章的后面部分，这个要求匿名的学者又特别小心翼翼地提到一个跟反节育派相反的观点：人口负增长也有其有利的方面，“可能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对整个资源环境的压力，可能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这原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反节育派大肆造假撒谎、如武肺病毒一般肆虐全球的舆论环境下，要说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居然需要莫大的勇气。

是什么让这位学者胆战心惊、不敢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如果我没有猜错，ta一定是担心说出事实真相，会遭遇那些反对节育反对计生的暴民实施线上甚至线下暴力吧。如果ta是体制内人士，还要担心那些来自共匪官方的压力。

不要说ta了，就连我这个无名小卒，也已经因为自己揭露反节育派，而遭遇了一轮接一轮的黑手打压：大约十年前，当我在网易微博上与反节育派争论这些问题时，我电脑上的几个对我工作非常重要却与人口问题毫不相干的数据库，就被黑客删除得一干二净。

至于后来我在推特和马特市被亲共和反共的反节育派一再骚扰、围攻，就更是稀松平常了。

当我试图在墙内网站上揭露易富贤的谎言时，也不止一次被包括知乎、互动百科在内的多个网站禁言或禁止登录。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的电脑也仍会不时出现一些怪异的差错，例如打开电脑输入密码时，键盘会莫名其妙地自动多输入一两个字符（而当我登录某些网站输入密码时，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又如，在某些日子，电脑键盘和鼠标会突然失去控制……

当撒谎者能够肆无忌惮时，说真话的人必然会战战兢兢。

很不幸的是，一向以言论自由自诩的西方媒体，在反节育运动中也纷纷集体沦陷，沦为了造假大师易富贤之类骗子的传声筒。

我曾经为我的小说《德先生，赛先生》设想了这样荒诞的情节：影射易富贤的“赛先生”赛学森（意思是他造起假来，比当初为“亩产十万斤”背书的钱学森还要大胆还要无耻），在自己那所顶级的美国医科院校里创立了“玄数学”（即数据造假）这个学科，并且成为首任诺贝尔玄数学奖得主。

我的小说因为我的拖延症而迟迟未能完成，但《纽约时报》却比我抢先一步：他们虽然没能帮易富贤这个骗子戴上诺贝尔奖的桂冠，却成功地让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加入了他们的撒谎大合唱。

现实永远会比小说更荒诞，更匪夷所思。